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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雨岑在长期的花鸟画创作艺术生涯中，注重体验生活。为观察花鸟虫鱼的习性与动态，在宿舍门前设花坛种牡丹，庭院中养八哥、金鱼，同时还注重在文学、诗词、书法等方面的修养。他一生写了不少诗词，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，还天天习写“石鼓”等碑帖，作扎实的基本功练习。他年轻时代的陶瓷艺术作品极其工细， 以工笔手法绘出的《雄鸡》《蝉》等花鸟草虫类瓷板画，画工精美，栩栩如生。中年以后学习吸收恽南田、任伯年等国画家没骨法兼工带写的技艺，所绘花鸟布局简洁，设色清雅，甜润华滋。香港艺术馆馆长朱锦鸾先生曾撰文评价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为“简洁利落，令人难忘”。刘雨岑瓷板画受潘勾宇的影响颇深，二者同属南宋花鸟画中“折枝技法”，皆善于“捕捉自然界里永恒的一刹那时空，把真、善、美凝结成画”。
刘雨岑瓷板画鉴定
刘雨岑以画花鸟著称，不局限于专画某物，画路较广，存世之作较多。20世纪30、40年代的花鸟画，传统风格，50、60年代的作品融入了装饰性特点，模仿品以30、40年代作品为多，也有少量50、60年代的作品。从刘氏花鸟画笔墨特点来看，主要有以下几点：
一是早期作品，多以兼工带写的手法完成。画面严谨，清丽韶秀，禽鸟的用笔尤为，有的接近工笔一路。画花叶时却能稀处补枝，密处缀英，叶子的深浅、浓淡、枯湿等，力求生动有变化、有韵味，设色秀逸，处处可见匠心。
二是20世纪50、60年代作品写意性较强，画面更简练。如50年代画于景德镇陶研所的花鸟四方笔筒，画面构思精巧，笔法写意，花鸟和蔬果笔墨纤秀工致，格调清新雅致，有任伯年遗风。另外，他在50、60年代的作品，还特别注重画面与器形的结合，其中不少画面是画于“开堂子”里面。
另外，刘雨岑创立了“水点桃花”技法，画花时用含有色料的水笔，依次点染在相应大小的“玻璃白”底色上，既有传统填色的粉润效果，又具有画意生动的韵味。刘雨岑到晚年仍孜孜不倦地研究任伯年的笔墨技巧，他娴熟地运用粉彩彩料，掌握油性特点，在坚硬光滑的瓷胎釉面上，表现出绘画艺术的韵致。他在文中写道：“记得过去，我在瓷上表现桃花时，由于对料性掌握得不够，以玻璃白掺染洋红点出桃花，烧后成色发乌，后来经过反复试验，采取先以玻璃白作花，再在其上以洋红点出的办法，才得出国画桃花的效果来。由此可见，要用祖国具有民族特色的国画，来装饰具有优良传统的瓷器，使它们结合在一起，成为我国民族文化中一朵永开不败的鲜花，作为陶瓷美术工作者，除了要对料性、对瓷画有丰富的经验和技巧之外，还熟谙国画用墨用色的技法。刘氏画桃花风格特，技巧孤绝，是鉴别其作品真伪的重要依据。
